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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書前的譯後感/唐德剛
編譯說明/唐德剛

第一章 故鄉和家庭
徽州人
我的家族──績谿上莊胡氏

第二章 我的父親
青年期的家難
考試和書院教育
吳大澂的知遇
在臺灣任知州和統領

第三章 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生活
與不同種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觸
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
放棄農科，轉習哲學

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
公開講演的訓練
學習議會程序
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

第五章 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威
文科各系的教授陣容
杜威和實驗主義
實證思維術

第六章 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
〈詩三百篇言字解〉
〈爾汝篇〉和〈吾我篇〉
論「校勘」、「訓詁」之學

第七章 文學革命的結胎時期
革命的導火線
孤獨的文學實驗　大膽的革命宣言

第八章 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
國語的文學　文學的國語
文學革命的數種特徵
中國文藝復興的四重意義

第九章 「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陳獨秀入獄的經過
「科學」和「民主」的定義
「問題」與「主義」之爭：我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回合

第十章 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
國學季刊發行宗旨
我在幹些甚麼
研究神會和尚的始末

第十一章 從舊小說到新紅學
第一部「整理過的本子」
紅學的誕生

第十二章 現代學術與個人收穫
揭穿認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老子比孔子更「老」
並不要打倒孔家店
雙線文學的新觀念
再談中國思想史
中古期的宗教
駢體文有欠文明
現

前言

寫在書前的譯後感

　　在動手翻譯這本小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裡糊塗地寫了十餘萬言；結果自成一部小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志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小書的英文原稿已經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只有在《雜憶》脫稿之後，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甚麼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後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小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術性的自傳」。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的還是這三點。可是最近一年來，我對我以前的看法，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生了甚麼「今日」對「昨日」的挑戰。只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小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面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象，有感而發：

　　最近一兩年來，由於報章雜誌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係，「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裡，我也在無意中發現，那些自港臺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係，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於甚麼「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麼「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總之那樣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識」的「我的朋友」，現在已漸次被歷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材，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是同一個人，也發生了疑問！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後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底「身後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的胡適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後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迺至更多遍呢？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嘗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於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閒文、閒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底「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Ｑ嗎？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歷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底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裡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隻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於「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誌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餘酒後──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

　　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因而就「看胡適」（Hu Shih watchin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某「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緻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末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

　　這就是五十年代裡，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緯。由於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適是老幾」；所以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著太平洋，大叫其「胡適算老幾」了。大家對「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寫起打差文章來，也就容易繳卷了。

　　六十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臺兩島皆哭的現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雲際會五十年；最後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底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咸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

　　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歷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片後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甚麼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而愈來愈模糊了。

　　記得筆者在一九七○年冬季訪臺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G」失笑之餘，我心裡也在想，工商業社會的變動多大啊！

　　「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後永遠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它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後世學人還會去繼續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甚麼「民主」、「自由」；「實驗哲學」；「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等等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明，但是當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於「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而胡適也當仁不讓地據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後，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屍還魂，又成為後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底模糊的「歷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涵義呢？「後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只有求之於「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禍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老實說，這些鉅著都會使「後世青年」，愈看愈胡塗，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什麼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只是一本簡單明瞭，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於時代轉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末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所編撰的最後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

　　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

　　一般遣興讀者，工餘飯後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底「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並沒有「自賣自誇」；他只是「據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後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未曾想到的。現在筆者既然有感於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寫一點譯後的感想。

　　還有我想在譯後補充說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這本自述，從頭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說給我一個人聽的。他那時想像中的「將來讀者」，則是美國大學裡治漢學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從他底意思，在章目結構、材料取捨上，以「美國研究生」為對象。同時我自覺我對這些可能的讀者們，漢文底子和學習風尚，所知較深，因而在編稿時，有許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作主，其後才由適之先生查閱認可的。所以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鬚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髮無鬚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本來，「對話」（dialogue）比「講課」（lecture）更有價值，原是世界學術史上的通例。古代的聖哲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釋迦、耶穌、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們底哲學和教義，多半是當時聽眾和弟子們，從對話中筆記或默記下來的。蘇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對話錄》傳於後世；而儒教「經書」中的《論語》、《檀弓》等著作，又何嘗不是孔子的「對話錄」呢？而這些對話錄就遠比其他「經書」更有價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對話錄」所記的往往都是些脫口而出的老實話，不像那些三思而後言的「講學」、「說教」等的官腔官調也。

　　適之先生和我們的「對話」還不是一樣的嗎？例如在胡氏著作裡，我們就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但是在「對話」裡，他卻說作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功夫。

　　又如談政治罷。他曾一再公開的說，「ＣＣ反對我！」意思是說國民黨裡ＣＣ系的領袖們，曾經反對他做總統。可是後來他又私下告訴我說，「ＣＣ在擁護我！」（筆者自己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日記」所載。）這句話我就未嘗聽他在公共場所說過。

　　其他的例子還多著呢。可惜當時我未留意把它們全部記下來，以後大半也都忘記了。可是每當我深夜獨坐，回譯胡氏自述時，昔年與胡老師的對話，往往又重浮腦海。想起來了，我就隨手在譯稿上寫個小眉批。等到一章譯完，我就把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註釋」的一部分。有時下筆不能自已，就寫得老長老長的，簡直變成胡適春秋裡的公羊傳、穀梁傳了。

　　當然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甚至本稿的錄音和繕校都會有錯誤。朱熹就說過，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裡，我也就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切的「口述歷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聖先哲，亦所難免。

　　《禮記》的〈檀弓篇〉裡，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槓的趣事。原來孔夫子曾說過一句「死欲速朽」（「死後就趕快爛掉算了！」）的話。曾子聽到了，便以為老師在喪葬的傳統觀念上，發生了「修正主義」。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底「三年之喪」的教義，這一下來個早死早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諸弟子對曾參這位學長的「口述歷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說，「我是聽老師親口說的啊！」（「參也，聞諸夫子也！」）大家還是不相信。曾子又舉出人證，說，「我是和老同學子游一道聽老師說的啊！」（「參也，與子游聞之！」）大家最後又去追問子游，才發現實在不是曾子在說謊，而是他底「錄音機」，出了毛病。

　　原來當孔子在宋國逃難時，聽到那位蓄意想謀殺他的貪官污吏司馬桓魋，在訂製一套預備將來「蒙主恩召」時，自用的石頭棺材。這個石棺的製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廠鑿了三年還沒有鑿成。孔老夫子聽到這故事，氣得鬍子直飄，所以才說，「死後趕快爛掉算了！（還造什麼石頭棺材呢？）」

　　他老夫子這句氣話，幾幾乎被曾子在「口述歷史」裹，錄錯了音。如不經眾人臨時發覺加以改正，那末儒家兩千年來的教條，便大大地不一樣了。後世的孝子賢孫們，不用說要省掉多少事；訂製玻璃棺材，也就犯不著了。

　　所以在這本小書裡，我也不敢說，「吾聞之夫子也」，是絕對正確的。縱使我能找出個「子游」來人證一番，我還是不敢說，我的紀錄是沒有錯誤的。好在現在還去古未遠，適之先生的門生故舊、筆者的賢師益友，仍遍佈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實在是感盼不盡的。

　　至於我自己的譯文，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錯誤。這本小書上的文字，事實上是「復原」重於「翻譯」。在我們當初編撰英文原稿時，為顧慮到洋學生的漢學程度，所以對中國古籍的徵引，一般都是「削足適履」的。如今既然「復原」給中國讀者們看，就得重行「量腳做鞋」才對。對著英文原稿，按照英語結構，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為著使譯文讀起來比較順口，並使古籍引證上比較明確易解，筆者乃於譯文上酌添字句；然為求盡量忠實於原稿，凡是譯文中為英文原稿所沒有的，我一概加個「方括弧」﹝﹞以標明之；或在註腳上加以說明，務使魚目不致混珠。縱使如此，筆者還是不敢說譯文與原文絕對一致也。

　　再者，筆者謀生海外，平時實在忙亂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務的紐約市立大學，由於紐約市幾度面臨破產而動盪不安。日常課務與正規研究之外，雜務也多如牛毛；無法抽暇做太多的額外工作。晚間和週末雖可忙裡偷閒，略事翻譯，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之下執筆的，因而對譯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過且過了。偶然誤譯，亦或難免。所以當拙譯在《傳記文學》上連載結束之時，筆者原打算把譯文與原稿再逐字對校一遍。無奈俗務太忙，夜對螢光幕校書，往往也頭昏目眩，力難從心；一拖數月，還未能終篇。然竊思譯文中雖小誤多有，大錯應不會太多，甚或沒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後，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罷了。讀者賢達，如發現譯文有欠妥之處，至乞不遺在遠，隨時惠教為幸。

　　總之，胡適之先生是現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迺至今後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後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底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後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歷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塗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時賢各抒己見，把我們大家都認識的胡適之先生的學術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將盡之時，提出來公開討論討論，使他的學術地位，將來在中國文化史上，益得其平；這樣，則筆者不學，寫這兩本小書，就是拋磚引玉了。

一九七九年冬於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廬

《胡適口述自傳》編譯說明

　　一、本稿為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所公佈的胡適口述回憶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和筆者所保存、並經過胡氏手訂的殘稿，對照參考，綜合譯出。

　　二、本稿原定與胡氏的《四十自述》英文譯本，合二而為一。故凡《四十自述》中已有的故事，本稿均未重複。

　　三、胡氏口述的英文稿，按當初計畫，只是胡氏英語口述自傳全稿的「前篇」或「卷上」；故按「全稿」層次分為「三篇」「二十九節」。既然「後篇」或「卷下」始終未能做出，則上項劃分已失其意義。故本稿乃按原有目次重分為十二章。庶幾本稿可單獨印行，自成一書。

　　四、凡原稿語意有欠清晰的地方在譯文須加些字句來表明的，譯文上均加方括弧﹝﹞，以表示為原稿所無。

　　五、凡原文所徵引的其他著作上的文字，如果過於簡略，有使讀者不易明瞭的地方，譯文則將引文前後酌量加長，使語意更為明顯。

　　六、由於海外參考資料的限制，如原稿中的引文或人名、物名一時無法用漢語「復原」的，則暫時「意譯」或「音譯」，以待將來補正。

　　七、引文出處，原稿皆未註明；或其他字句有欠明白的地方，譯文中就酌量情形，加註解予以說明。

　　八、胡氏當年與筆者對各項問題的討論，以及筆者訪問胡氏時的問難與感想，均為正式錄音紀錄所未收。筆者亦酌量情形於註釋中略加按語，予以補充。

　　九、本稿的翻譯事實上是一種漢語「復原」的工作。胡氏當年用中英雙語參雜口述時，所說的語言雖未必全係「語體」，譯文仍全部用「白話」來表達，以符合「胡適之體」的「文體」。

　　十、本稿譯述倉卒，而筆者當年與胡先生工作時成筐的筆記又十遺其九，以故本稿凡是需詳細註釋的地方，而筆者在紐約附近各圖書館又找不到所需參考資料的時候，就只好暫付闕如，他日再設法增補。疏漏的地方，還希望讀者賢達的指教和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