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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今年86歲，也就是流浪了86年。
活過了20世紀的我，這本書等於是我所活過的20世紀

　　這本書，要用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寫成！

　　最戲劇性的人生！最刻骨銘心的感情！
　　華文世界著名女作家聶華苓
　　86年歲月人生
　　近300張珍貴照片
　　見證了一段大時代的記憶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聶華苓把心，放在了三個地方，
　　中國大陸的靈魂，台灣的風華，美國的情緣。
　　歷經歲月崢嶸與離合悲歡，
　　關於那逝去的，聶華苓有深情的回憶；
　　對著愛荷華河上的落日，有著說不盡的惆悵……
　　她的經歷，是一個世紀的縮影，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娓娓道來，尤其豐富深刻。

　　從1925至2011年的86年間，這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從中國大陸的故園、到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國，聶華苓超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疆界，凌駕了政治與歷史的分野，以一貫細膩優美的筆觸，記述自己曲折動人的一生，寫下三個人生階段、三個年代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這些記憶如此明晰，彷如昨日，讓讀者看到一位重要作家曲折動人的一生──曾相依為命的摯愛母親、為了理想而共同奮鬥的至交好友、與世界各地作家相知相交的動人故事，以及相知相愛27年、卻不幸猝逝的丈夫……字裡行間所流露出來的真情，令人動容。

　　聶華苓的個人記憶和大時代的集體記憶，讀來令人動容，交織出當代海外傑出華人作家的清晰身影，蒼勁與美麗。

　　聶華苓與夫婿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最為世界文壇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主持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四十多年，曾經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位作家，包括楊逵、□弦、商禽、白先勇、王禎和、王文興、七等生、林懷民、蔣勳、鄭愁予、陳映真、柏楊、尉天驄、吳晟、季季、楊青矗、向陽、宋澤萊、李昂、蕭颯、黃凡、張大春、駱以軍等人到愛荷華，參與這個跨國跨界的文學寫作計畫。

　　聶華苓一生的故事，是一次20世紀的文學壯遊。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家中的客廳，有如一幅壯偉的世界文學地圖，在這裡交會，發出璀璨的光亮。

作者簡介

聶華苓

　　1925年出生於武漢，南京中央大學畢業。1949年抵臺灣定居並從事創作，擔任《自由中國》編輯。《自由中國》停刊後，曾於臺大、東海大學任教，後應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之邀赴美訪問，1967年與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四十餘年來，已有七十多個國家與千位作家因此計畫能與世界各地作家交流。在美曾獲頒三個榮譽博士學位、美國五十州州長所頒發的文學藝術貢獻獎，並曾擔任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評審員、美國飛馬國際文學獎顧問。

　　著有《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三生三世》等23部作品。部分作品已被譯成英、義、葡、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韓國等版本。

　　《桑青與桃紅》英文版獲頒1990年美國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

　　2009年獲頒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同年馬英九總統親授二等景星勛章。

1.大江依然東流去
又飲長江水，1978
尋找艾青，1978
林中，爐邊，黃昏後──丁玲，1981
壓不扁的玫瑰──楊逵，1982
踽踽獨行──陳映真，1983
母女同在愛荷華──茹志鵑和王安億，1983
郭衣洞和柏楊，1984
鄉下人沈從文，1984
【外一章】秋郎梁實秋

2.流放吟──20世紀
櫻桃撒了一地（羅馬尼亞，1972）
我的錶騙我（伊朗，1969）
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波蘭，1972）
牆裡牆外（西德，1972）
而我沒有鞋子（匈牙利，1974）
橡皮擦和天堂（博茨瓦納，1977）
我沒帶機關槍（巴勒斯坦，1978）
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波蘭，1981）
湖中的姑娘（以色列，1985）
親愛的爸爸媽媽（南斯拉夫，1988）──三百個孩子最後的呼喚
命定的捷克人哈維爾（Vaclav Havel，1988）
遊子心（羅馬尼亞，1988）
【外一章】追求流放的詩人──吉增剛造

（三）紅樓即景
憶別
當我死的時候──1991，待續 / 安格爾（Paul Engle）
跋

附錄
聶華苓作品及其他
中文作家──「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和「作家工作坊」（1961-2010）
放眼世界文學心──專訪名作家聶華苓女士 / 姚嘉為
中國歷史．美國愛情．世界文學──聶華苓印象記 / 劉俊
蒼勁美麗，有情的樹──評聶華苓自傳文集《三生三世》 / 向陽
個人創作與世界文學 / 聶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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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生浪跡

　　我今年八十六歲。

　　我流浪了八十六年。

　　父親屬於桂系，在武漢逃避特務的暗殺，躲在漢口日本租界，母親終於找到他，一家子就住在日租界了。兒時的記憶，是黃昏街頭高麗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家門深鎖，祖父捧著白銅水煙袋，抱怨一輩子也沒當過官。父親躲在書房裡寫字，奇形怪狀，說那是篆字。我就那樣子在自己土地上流浪到十三歲。

　　父親於1936年在貴州第五行政區專員任內，在平越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母親帶著小兒女，從漢口逃到湖北三鬥坪。在當年那閉塞的小鎮，我們是「漢口來的」。小鎮揹竹背簍的女人，在石板路邊叭叭抽旱煙杆的老人，對「漢口來的」，都好奇地多看兩眼。我們可真是三鬥坪的「外國人」。

　　1939年，我十四歲，母親逼著我跟著一位親戚，在三鬥坪河壩搭上小火輪，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讀初二。我哭著上船。母親在淚水中逐漸消失了。我也就從此流浪下去了。

　　抗戰中的年輕人，政府救濟學費和生活費，就是「貸金」。我們被稱作「流亡學生」。初中畢業，我和另外兩個女孩，嚴群強和田福堯，不管路費夠不夠，就上路去重慶，飽一頓餓一頓，終於到了重慶。我被教育部照顧流亡學生的機構分發到長壽的國立十二中。在那時的四川，我們是「下江人」，簡直就是外國人。

　　高中畢業，我考上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仍然是流亡學生，靠政府的貸金救濟。那「貸金」是抗戰時期極重要的德政，培養了那一代的年輕人。

　　1945年，抗戰勝利了，國立中央大學遣回南京，不再流浪了吧。（我要著重「中央」這兩個字．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原來有「中央」那兩個字的，就是國民黨了。中央大學就是國民黨的大學了。當年的同學，後來在新中國，是受歧視的，有些被打成右派。）但是，內戰開始了。1949年，解放軍節節勝利，馬上要席捲大陸了。我堅持帶著母親和弟弟妹妹離開大陸，到了臺灣。那年，我二十四歲。到了臺灣，我當然是外省人。

　　1964年，我從臺灣到愛荷華大學，是作家工作坊的駐校作家。1967年我和安格爾（PAUL ENGLE）在愛荷華大學創立「國際寫作計畫」，1971年，我們結婚。兩人有談不完的話，一天工作之後，各自一杯在手，在長窗前坐下，無所不談。有一天，談到中國的事，兩人辯論。我強詞奪理地說：「你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的事。」他大笑：「你在我土生土長的愛荷華，叫我外國人！」我笑著說：「我才是外國人。」

　　我活過的20世紀，生活不斷變化，身分不斷變更。都離不了一個「外」字。

　　四十幾年以來，1千200多位作家從世界不同地區到過愛荷華，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就有一百多位。我得過全美州長聯會的文學藝術獎，近年被選入愛荷華州婦女名人堂。我應該感到自己是美國人了吧。也不是。美國人仍然叫我「中國作家」。中文是他們覺得「有趣的」符號。他們不知道我到底寫了些什麼。在我居住了47年的愛荷華，前不久，有個郵差送掛號信到家，問我：「你從越南來的嗎？」我甚至連中國人也不是了。

　　我1964年從臺灣到愛荷華，已經出版了7本書。繼續中文寫作呢？還是用英文寫作？猶豫不決，非常困擾。幾年寫不出一個字。終於在1970年，我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方格子紙上，寫出五個字：桑青與桃紅。我就那樣子寂寞地，孤獨地，寫下去了。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這些年，小說，散文，翻譯，出版了24本書。除了幾本翻譯作品，其他的書，都是用母語寫出的。

　　我在臺灣開始寫作，流浪半世紀，作為一個作者，東兜西轉，又回臺灣，出版我幾十年的浪跡生涯。那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2011年3月
愛荷華春雪初溶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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